120多年前，山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，灾害波及的时间之久、范围之广、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。

　　这场灾害在光绪二年（1876）秋已视端倪，当年全省有30余个州县受重灾侵袭。第二年农历丁丑年间，山西绝大部分州县绝收绝种。光绪三年七月初四日，有位名叫温忠翰的御史上奏折称：……山西—省，荒歉更甚于去年，人情汹汹，朝难谋夕，子女则鬻于路人，攘夺或施于里党。啼饥者远离数郡，求食者动聚千人，户少炊烟，农失恒业，……秋禾半皆枯槁，丰稔之望须待来年。”这时，有“剃头”之称的湘系军阀曾国荃来到山西任巡抚，主持荒政事务。灾情在发展，饥民在增多，整村整镇死亡者日以数计。这时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来到灾区，由太原南行 300公里，记录下一份内容翔实的灾情报告。他在光绪四年二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南行已五百三十里。下一座城我见到了平生最可伯的景象。……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，一个叠着一个，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；在城门口的另外一边同样地堆放着一大堆女尸，衣服也全被剥光，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。城门口停放着车辆，准备装运这两大堆尸体到城外埋葬，……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，从根部往上十尺到二十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。我们经过的许多房屋都没有门和窗，全部被拆掉卖了当柴烧了。屋里厨房的锅子，只只都是空的，因为实不掉只好扔在那里，户主都已走光或死去。”光绪四年间，山西的旱灾依然不减，用山川枯竭、赤地千里、饿殍遍野描述当时的情景丝毫不显夸张。

　　光绪三四年间的山西大灾震动了朝野上下。大灾发生之后，清政府令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北、福建、广东、四川等省向山西划银拔粮，同时还实行荒政捐输。光绪三年先在省城设立捐输局，向本省富商巨绅劝捐，后来又陆续在江浙、两湖、两广和直隶、四川等地劝捐。在劝捐局存在的三年内，共捐得赈谷58540石，赈银2200多万两。不过划拨银两漕粮及募捐所得有限，积贫积弱的政府也无力确保灾民的生命安全，全省人口总数从灾前的1600多万下降至灾后1000多万，三分之一的人在大灾中或饿毙或逃亡。大灾对山西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不良影响。